以上涉及了舞蹈在艺术上的“自律性”，从业人员的“职业性”和“主体意识”，以及交流中的“广度和深度”。这三点恰恰体现为一个完整的舞蹈创作过程，是一种系统性的舞蹈活动。前两者与舞蹈创作直接相关，后者进入了流通和传播渠道，其中包括剧场演出。20世纪的中国舞蹈编导与之前的“编排者”最大的不同就是，舞蹈编导作为艺术工作者，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部分，主动参与了中国革命和中国文化事业的建设，由精神上的被动转入主动，舞蹈这个行业也逐渐得到了中国知识界、艺术界的重视，当然目前仍处于这个进程中。有学者认为，一般说来，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可以表现为三种不同层面的人生关怀：社会（政治）关怀、文化（价值）关怀和知识（专业）关怀。作为任何一代和任何一个知识分子，这三种关怀都是有可能而且有必要同时具备的。然而，由于社会环境、时代风气和士人心态的不同，不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往往会侧重于某个层面[1]。分析20世纪中国舞蹈人的创作生涯，也分别渗透了这三种不同的人生关怀。作为一门创作艺术，舞蹈在20世纪中国的发展并不顺利。当然即使像芭蕾舞样板戏这种处处受到政治话语高度支配的艺术类型，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艺术家的创造空间。当今，我们已经欣喜地看到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舞蹈创作已经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得到了自足性的发展，舞蹈自身的本体性要求开始得到充分的张扬，舞蹈的审美特性开始受到足够的重视，舞蹈人的主体意识也日益高涨，舞蹈的社会效力得到显现。

第三，从创作过程或艺术生产的角度上看，舞蹈创作包括两层含义，即“创作什么”与“如何创作”，两者共同构成了舞蹈创作的过程，而且这两方面几乎是同步进入舞蹈编导的思维过程之中的。一方面，两者都受创作主体心理取向的影响，比如：创作动机、创作心理范式等；另一方面，两者又各有侧重，“创作什么”包括审美体验、素材积累、题材选择等，“如何创作”渗透着创作主体的创作原则，体现着创作主体的创作方法，包括创作思维与构思，以及物化过程——形式的完善等。这两层含义既相互关联，又相对独立。比如说，在某个时代和某个社会，总有某类情感和情感表达得到推崇。在这种心理取向的影响下，创作主体就要在寻找“情感表达（新）的可能性”上下功夫。因此，在这种前提下，强调“如何创作”就显得比“创作什么”更为重要。当然，舞蹈家还会把创作的视角投射到过去从未涉及过的题材上，为了体现“创作什么”，他们也常常在“如何创作”上下功夫，但后者是配合前者出现的。不过千差万别的题材其实都表现了一些人类共同的情感诉求，可以说，艺术家就是在创作的过程中去寻找“情感表达（新）的可能性”。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创作主体，不同的创作性质对“创作什么”与“如何创作”的要求虽然各有侧重，但两方面都不能偏废。只有这样，创作能力才能稳步提高。在舞蹈事业的发展中，舞蹈创作能力的提高与发展是个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