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职业，编导首先应该是“冷静”的现实主义者。尤其是作为职业人，对舞蹈编导行业这匹狂奔陕马继续扬鞭驱赶，进而哄抬出赛马场中的疯狂与痴妄，恐怕已溢出理想主义范畴。所有的判语是建立在舞蹈编导行业必须根据现实修正自己的价值观点，实现性价比的最大化，这或许将成为供需双方等待的唯一救赎。舞蹈(舞剧)作品创作、排练和演出过程中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其专业特点是“编”和“导”的紧密结合和高度统一。舞蹈艺术在表现手段上的特殊性是通过舞蹈动作来表达人物的思想感情和情节内容，塑造典型形象。
就像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无缘无故的恨一样，中国舞蹈编导的市场价格也绝非空穴来风，自成逍遥。借用电影界“代别”的概念，早已有人将中国舞蹈创作人群划分为六代，以张继钢、陈维亚为代表的第五代编导生恰逢时地站在了由前四代架构而成的“巨人肩膀”上，主控当代中国舞坛二十余年。
张、陈二位不仅预判了当代舞蹈的主流风格，也做起行市的龙头老大。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九十年代的物欲冲击，2000年后前所未有的国际化，百变、狂放的外部环境造成第五、第六代编导人观念上的延时和实践上的错位。由于延时和错位，越来越多的编导通过价格上的邯郸学步，实现职业存在的价值。“1分钟l万，5年内翻番，高管、股票操盘手等职业也望尘莫及的薪酬”。其实这是“周瑜打黄盖”，也只是露出了冰山一角。
任何交易都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尤其是精神类产品进行交易的过程，不是简单的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个体消费价格与市场通用价格的双重标准是意识形态产品与生俱来的特点，尤其是当这个行业是以个体消费习惯为主体，引发、积淀并形成其价格规范时，这种双重标准更是不言而喻。
一个“桃李杯”剧目开价6万，事实上仍没有触动买家的承受底线。一方面是经济大环境的客观保障，导致艺术人才的消费标准水涨船高，使这种消费可能性得以存在;另一方面是比赛小环境的现实需求，经年比赛带来的人才辈出、佳作累累的巨大光环等等，都共同促成了买方的主观选择。无巧不成书，编导行业大批量生产舞蹈产品的年代也正是舞蹈产业化进程的雏形期，种种非成熟的消费取向在所难免。由此编导行业的暴利要溯源到个体消费与非成熟消费这“二鬼”身上。
当然，从交易个案到形成行业潜规则，“二鬼”只是诱因，更有推波助澜者，即三个“不充分”：其一，接轨不充分。舞蹈界的城池固若金汤，中国编导有着得天独厚的本土优势，国产舞蹈市场这块奶酪自行作价，任谁动弹不得，不像其他艺术行当同国际接轨的程度比较高，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芭蕾舞团请国际知名编导比国内编导来得更实惠。其二，竞争不充分。所谓竞争不充分，当前的主要表现是：编导人才市场供不应求、地域分配严重失衡、个体消费信息不对称等等。
“抱薪救火”直接导致低效甚至无效竞争，竞争不充分让我们反复体味金钱背后的“速成与速朽”。其三，产业化程度不充分。舞蹈艺术的产业化问题不能简单地以臆测中的票房之矛攻物有所值之盾，因为我们太多的编导活动是不进入市场环节的，应该说目前国内编导行业几乎是整个舞蹈产业链中最掉链子的一环。市场***制完全等同于太上老君，任舞蹈编导中的一群泼猴犯上作乱。“二鬼”加上三个“不充分”，随行就市的买卖就一天天有模有样了起来，动作一旦有了金钱的蕴含，编导将充满欲望。
